与其他历史研究相比，近代环境史下列几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。

环境史研究不是单纯考察自然，还要重新认识社会。人与自然关系和人际社会关系始终相互制约、彼此中介，在近代中国也不例外。一方面，生态系统退化、环境资源压力胁迫社会转型、经济变革；另一方面，资本、科技、工业、市场逐渐成为环境变迁的重要（甚至主要）社会驱动力，不断以新的方式、情态、规模和速率驱动资源开发、环境改造并且造成新的生态问题。因此，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需要引入生态-社会系统分析方法进行探究。例如，以生态学视镜观察近代城市可以发现，这种完全不同于荒野、乡村的新型人类生态系统，拥有特殊的物质变换、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机制。近代城市兴起，加速改变人口分布格局和资源配置关系，改变地理景观、生活方式和经济关系，形成新的社会形态构造。

检讨中国环境问题，每指其具有结构性、叠加性、压缩性和复合性等诸多不利特征，因发达国家在几百年中陆续出现的各种问题，在当代中国数十年中迅速集中出现。不过，倘若透过时间纵深逐一溯源追踪，不难发现许多问题早在近代甚至古时就已发生，至少已经萌生。新中国以空前规模和速度迅猛发展，摆脱贫困，走向富强，现代化、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无比急促，环境问题骤然凸显，人民群众的心愿也从“求温饱”转向“要环保”。这些快速而巨大的变化，需从近代开始进行理性、辩证的历史考察，以便充分认识中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、内生动力，及其现实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。

应尝试建立一种生态学的近代叙事

一要区分“近代环境问题”和“近代性（现代性）的环境问题”。近代中国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阶段，同时深陷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困境，新老环境问题层垒叠生，历史情形错综复杂。森林破坏、物种减少、水土流失、灾害疫病……这些老问题非但没有减缓，反而持续加剧，依然不可忽视。当然，更应重点考察那些具有“现代性”的新问题，如工业和城市环境问题。迅速加剧的生态危机要求我们尽快展开对工业时代诸多“现代性”文明弊端和生态恶果的省察和批判。

我们或应尝试建立一种生态学的近代叙事、论说方式。它并非否定或取代“革命史”“现代化”范式下的民族、阶级、社会、经济分析，而是要增加一个新的视角（生态系统变迁视角）和维度（人与自然关系维度）。不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，只要选题合理，方法得当，环境考量和生态分析都有可能为解说“革命史”“现代化”问题提供助益。

近代中国，人与自然关系变迁可谓天翻地覆，而无论运用革命史还是现代化范式都主要考察人类系统和社会关系，很少兼顾自然系统和人与自然关系。

20世纪以来，随着环境资源危机逐渐显现，某些曾经被视为先进的“洋货”，如人类中心主义、资本利润至上、物质主义、消费主义等，在西方思想界逐渐遭到批判，而中国传统自然观念、环境知识和生态智慧或可提供一些有用的“医心方”。在考察近代自然科学思想知识本土化的同时，对经历“欧风美雨”冲刷和近代历史检验的本土生态思想、环境知识进行“返本”“归境”的再审视和再诠释，积极发掘其当代生态文明价值，也是近代环境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
二要关注环境问题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。许多环境问题既具时代共性亦具历史延续性。中国近代历史约有110年，许多问题需要上下追溯方能看清前因后果。具体来说，近代环境从古代承继而来，许多难题早在农业时代即已产生甚至相当严重，直到现代还在累进；许多祸患肇端于近代，但直到20世纪后期才迅速积聚和质变，导致环境灾害群集发生，生态危机全面加剧。

（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教授。本文更多详情请参见《近代史研究》2022年第2期）

环境史研究将着重揭示，近代工业、城市、交通的兴起，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嬗变，以及其他方面的历史变化，同时伴随着各种环境条件和生态因素的广泛重组。

环境史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了解当今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，透过时间纵深查问病根病史，为理性认识和妥善应对生态危机提供历史借鉴，其根本任务则是揭示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影响、彼此因应和协同演变的历史过程、机制和规律，探寻合理、永续的“生生之道”。